一支爱和希望之歌
——从《乡音》序幕看《乡音》主题
范达明
人们都说《乡音》是一出悲剧。但它首先应当是“一支爱和希望之歌”（萨杜尔语）。它用独特的“乡音”来讴歌的。没有木生与陶春这对夫妻建立在辛勤劳动基础之上的小农家的“爱和希望”，及其伴随陶春被病魔即将夺走生命而导致这对恩爱夫妻及其充满希望的小农家的即将毁灭，就没有什么感动人心的悲剧可言。其实，在那近乎隔世的山区“角落”的近乎原始的社会存在条件下，这对劳动夫妻那独特的“爱和希望”，先决是作为一种既定的情境规定而贯串与渗透在全片之中的。很多评论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基点估计不足，往往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这对夫妻之间表面的所谓“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之类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伦理关系上，而在论述这一点时又没有从这一“角落”的社会存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入手，这种就事论事、随心所欲的评点，缺乏起码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以致把影片本来赞颂的，事实上也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精魂”（王一民语）之美德的东西，当作了封建伦理的糟粕来加以贬斥
这是中国版82年生的金智英嘛！发现冷门佳片，好激动！我愿称之为53年生的陶春。导演的的确确在拍乡土，可片名是障眼法，相当于是马赛克，乡土是表，不平等下的女性自我认知是里。电影没有苦大仇深的性别矛盾，只有不显山不露水的一次次伤害。女主春姐自觉自己是有福的，撑渡船的丈夫勤勤恳恳，儿女双全，乖巧懂事。她生病后因祸得福，可以坐汽车，可以看看翻天覆地的县城。跟闺蜜诉心事一边说自己有福，一边在整理苦瓜，导演铺排细节精准有力。例如，丈夫所有忏悔和补救都无法完成
应当怎样评价《乡音》
——《〈乡音〉：从经济学到伦理学》之一
/范达明/
关于《乡音》，它的公映能在影圈内外，在影评家与群众中掀起如此众说纷纭的议论，本身就说明了这部影片内容意蕴的生动丰富性与它的非同一般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应当说，它是近年来继《小街》之后又一部在电影评价上迥然不同而又有影响广泛的社会效果的影片。这是难能可贵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对这一部已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大奖和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的具体影片的探讨，决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我们更多的益处，也必将推动我们的电影创作与电影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并相应把全体人民的电影文化水平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具体说到《乡音》的种种评论，就目前散见于各报刊与电影刊物的，平心而论，大抵是把影片所表现的中国偏僻山区至今习以为常而现存的真实家庭关系，冠以一顶顶“封建观念”、“夫权思想”、“人身依附”、“男尊女卑”、“女儿经”等等的帽子，而示以纯伦理道德的即纯思想观念上的或精神领域方面的义愤与谴责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道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影视剧也开始一扫过去的革命主义和集体主义，转而关注起了个体的需求，譬如《庐山恋》中那石破天惊的一吻，又譬如《芙蓉镇》里那句惊世骇俗的“还我男人”。其中，女性作为在传统社会中受到更多压迫的一方，在银幕上得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比如下面的这两部影片。
影片《乡音》以家庭为视角，洞窥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典型陋俗。在这个夫唱妇随的中国封建式家庭中，木生虽然爱自己的妻子，然而大男子主义思想却让他耻于关心妻子
□导言
珠影儒者胡炳榴，岭南电影尽风流，繁华落尽真淳显，韶华扑灭觅天和：
有人说，怀念胡炳榴，更像是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怀念30年前老人眼中那个又大又圆、在今日看来却有些凄凉的月亮；怀念那个并不最辉煌却起着重要奠基作用的第四代，还有那曾高举“电影艺术”的大旗，固守某种理想与激情却纷纷步入花甲之年的“共和国一代”。
■田园的根植
田园，是胡炳榴生命的起源。他在农村度过了从4岁到14岁的童年生涯，乡村如同一枚印章烙在他的生命里，舞台戏、皮影戏、说书杂耍……都成为他肥沃的根植。“当我指挥拍摄时，那感觉就好像是带着摄制组回到我少年时生活过的村庄，眼前拍摄的正是当时的那些人物”——乡村是他的灵感与激情所在，也是他电影不变的主题；田园，不只是一种外部环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伦温情。他在电影中注入自己的人生，乡土仿若幽暗洞穴里的记忆绳结，串起他的电影轨迹。
在“田园三部曲”之初的《乡情》中，胡炳榴体现出单纯的对美好乡村的眷恋与歌颂，影片重点也放在“情”上——养母育儿之情
饱满！乡音里的政治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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